126年前的今天——1897年5月21日，浙江大学的前身求是书院正式开学上课，自此开启了浙江大学发展之路。
120多年前，正值内忧外患、国家板荡之际，求是书院于危难中诞生，为神州大地带来新的教育理念与科学文化知识，哺育了急需新思想和新文化供养的青年学子，为开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时代篇章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近代以来中国建立的最早新式教育机构之一，求是书院从诞生之初，就承载着无数仁人志士渴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家国理想，以及追求真理、崇尚实学、开拓创新的价值信念。求是书院以其独特的教育成就、精神魅力，成为当时引领教育改革、推动社会发展的鲜明旗帜。
19世纪末，教育改革的呼声席卷全国，各地开始纷纷成立新式学堂。1895年，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建立（1896年更名为北洋大学堂，现为天津大学）；1896年，上海南洋公学建立（现为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1898年，京师大学堂建立（现为北京大学）。建于1897年的求是书院，是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现代高等学堂之一。早在1895年8月，维新人士汪康年等人便在浙江境内奔走呼吁创立“崇实”学堂，虽因保守势力反对阻扰而未能建成，但为建立新式学堂争取了广泛的舆论基础，可视为求是书院建立的发轫与先声。求是书院的正式建立得益于时任杭州知府林启，林启深感国政衰败，国人困于八股取士，皓首穷经不闻新知，不能适应革新图强的需要，于是他奏请浙江巡抚廖寿丰，以普慈寺为校舍，筹备求是书院。获得批准后，求是书院获得2万两资金作为办学经费，为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林启像
如果说求是书院的创立，是中华民族在探索教育现代化道路上实现救国图存的一个缩影，彰显了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发展意识，那么，从求是书院到浙江高等学堂的演变过程，则展现了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自1897年建立后，为扩大教育对象、加快师资建设、完善高等教育体系，求是书院在10余年内多次改革，最终成为制度先进、思想发达的新式教育重镇。1901年，清廷颁布《兴学诏》：“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求是书院改称为“浙江求是大学堂”。1902年改称为“浙江大学堂”，招生名额扩大至120人。1904年改称为“浙江高等学堂”，成为大学预科教育先锋。1905年，设立预科生140名，另新设立师范科生60名，并建立师范传习所、高小与初小10所。1908年，“浙江高等学堂”设立大学正科教育，招生本部预科生以及省内中学毕业生。求是书院的建立与发展是近代中国变革图强的一个写照。作为中国最早建立的新式学堂之一，求是书院凝聚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心血和汗水，是中华民族奋发图强、勇于开拓的历史见证。
求是书院旧址，现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
求是书院以人才培养为根本目标，以讲求实学为基本方针，这对落实立德树人的新时代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任务，仍具有借鉴与参考价值。求是书院的办学宗旨，即巡抚廖寿丰向清廷奏请时所说:“居今日而图治，以培养人才为第一义。居今日而育才,以讲求实学为第一义。”这是通过教育变革推动社会发展的时代先声，预示求是书院的未来发展将以培育新型人才为核心。从1897年到1914年间，学生入学、培养、毕业、升学模式的大规模调整以适应时局发展，都印证了这一核心理念的实践成效。求是书院的课程教育同样是同时代新式教育的标杆。在课程设置上，分有必修课和选读课两类，必修课有国文、英文、算学、历史、地理、格致（物理）、化学等课，以后又增开体操（体育）课，选读课有日文、外国史地、音乐课等。书院聘请了美籍、日籍教师来校执教，以提高西学教习水平。在考试制度上，规定在校学生于“朔课考试化算诸学，望课考试经史策论”，以考试“西学”、策论取代因循的“词章帖阔”，摒弃科举教育的陋规。这在科举制度尚未废除的当时，需要何等的魄力与勇气！更难能可贵的是，求是书院还为第一届学子免除了餐饮和住宿费，并提供了额外津贴。这虽是一种吸引传统士子学习新知的经济手段，但也充分显示出求是书院立志办好教育、实现教育兴邦的坚定决心。扩大招生对象、打破资历限制，更彰显求是书院引领教育变革的决心与自信。求是书院招收的第一届30名学生均为秀才出身。清代取得秀才称号需通过县试、府试、院试三级考试，以此招生无疑将放缓新式教育的发展，一方面因为秀才称号人数相对较少，另一方面一些年龄较大的秀才在接受新知与创新知识能力上未必合乎时代要求。自1899年开始，求是书院招生对象不再限于秀才，如蒋方震、邵裴子、许寿裳等都属于并未通过科举县试认定的“蒙生”。《浙江求是书院章程》
求是书院打破了科举时代皓首穷经的治学方式，为神州大地带来了不同以往的新观念、新思想、新文化，激励着炎黄子孙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面貌掀起求变图强的建设浪潮。求是书院之后，全国各地有识之士在抗争救亡运动中不断谋求教育现代化，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版图快速拓展，焕发出勃勃生机。
求是书院及之后的浙江高等学校，在内忧外患的历史进程中凝聚出一种坚强刚毅的精神力量，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培养出一大批在各行各业出类拔萃的人才。如何燏时、陈独秀、陈榥、蒋尊簋、夏元瑮、蒋百里、史寿白、周承菼、钱承志等人在各自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推动了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是当之无愧的国家栋梁。陈榥 (1872—1931年)是我国数理教育大家，编译了许多数学、物理学教科书，推动了近现代以来数理学科的发展与建设。夏元瑮（1884—1944年）是我国大学物理本科教育的开创者之一，曾担任北京大学理科学长（相当于后来的理学院院长），培养了众多物理学和工程技术人才，为我国科学教育事业作出杰出贡献。像这样毕业于求是书院的杰出人才，还有很多。正如一代名儒邵裴子（1912—1912.6任浙江高等学堂校长、1930.7—1932.3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所说：“求是出去，再受国外之专门教育者(间亦有未出国者)，类多成材。如理科方面之夏元瑮，工科方面之陈榥、何燏时。军事方面最多，如蒋百里、蒋尊簋、史寿白、周承菼、钱承志等。以其志在学术，故成就多者也。”志在学术、求真求实，这是为什么这么多求是学子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所在。更可贵的是，他们对山河故土和同胞人民的热爱与奉献，所散发的人格光芒令人折服与感佩。斯人虽已逝，四海至今传。他们的卓越成就仍将激励我们每一代人，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可以说，求是书院是近现代中国的人才摇篮。在风起云涌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政治改革、社会变革、经济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和人才储备。其蕴含的变革意识、发展理念与求真精神，在新时代新征程也迸发磅礴力量，推动中国教育事业向实现教育现代化、建成教育强国的目标前进，当代学子也将在教育实践中感受到其独特魅力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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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编辑：陈岩 徐一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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